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艺术的成就不只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形态的模仿，更重要是对当代艺术与文化有了更为贴合现实的认识与认知。圈内有一种观点称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都是在模仿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但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这种“模仿”来的现代艺术是一种文化理想主义，也是形式批判的一种方式。“现代艺术”在中国不是建立在艺术史（语言与形式演绎）的逻辑基础上的，而是以政治与文化逻辑为根本的。所以，已有的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并不能阐明中国的现代艺术。中国市场经济与体制的变化，必然将影响到创作主体对外在世界认识与认知。在1989年前后，中国新艺术骤然变化，艺术创作从宏大主题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微观世界，个体经验、流行文化成为艺术家关注的内容。

　　当然，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已深切地影响到艺术品的创作与流通，这是因为，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而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条件并不足以说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盛行，即使具备了这种基础，也需要一个意识转变的过程。就艺术家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流行文化带有某种批判性，他们所坚守的仍是一种艺术的精英主义，挪用、拼贴等创作手段在于通过图像秩序的重构来消解、嘲讽某种既定的意义，并由此重构出另外一种秩序与意义。这种艺术的转型，即真正使中国新艺术带有了更强的本土色彩与国际形象。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根本地影响创作意识是在2000年以后，是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消费意识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形成的。这些作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对文化叙事更加隐蔽，流行文化不只是被借用的符号，而是成为实质的对象与内容，不只是批判，更有认同。艺术的碎片化既是艺术形象的支离破碎意义上的，也是经验个别性意义上的。同时，他们所关注问题的视角也局限于此，而是深入到艺术语言、观看方式与观念等领域。

　　历史地看，如今陈列在博物馆的视觉艺术品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我们再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物质现实，也显现了那个时代观看世界的方式及意识形态。即是说，这些艺术品是对现实世界的视觉再现，也是对现实秩序的重构。重构是一种修辞，艺术品亦是对其世界的一种视觉修辞方式。“当代修辞”展览所选择的艺术家既有19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也有19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他们着眼于当下，以敏锐的目光穿透表象世界，发现隐匿在表象背后的真实，并用个体语言诠释与重构着我们今天生存的现实与心理体验。另外，本次参展艺术家主要来自于东北与西南地区——这两个地区在中国新艺术历史进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并形成了明显的特征——虽然很多艺术家现在长期生活和工作于北京，并参加具有国际性的艺术活动，但他们仍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两个地区在认识“当代性”问题上差异的区域特征及历史成因。总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认识今天之现实的方法与途径，言说着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当代？